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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和思想变动的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肩负着为时代发展提供思想指引与方法支持的重要使命。深入探讨和正确把握哲学的时代使命，要求我们在深入考察哲学历史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努力开拓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形态。
作为一般智慧或思想的哲学
哲学在西方叫做philosophy，其原初涵义是“爱—智慧”。“智慧”在今天似乎成为人们日渐陌生的东西，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知识”或“学问”。事实上，“智慧”与“知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基督山恩仇记》中的法利亚长老有一句名言——“博学不等于智慧”，说的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区别。与一般的知识或学问不同，哲学是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作为一般智慧或思想的哲学，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民族精神作为客观精神，赋予每个主观精神以基础定向。黑格尔将客观精神归诸绝对精神而使之神秘化，马克思则把它的本质理解为“人民生活”。这意味着人民生活的特定方式或类型构成了民族精神的根基，而这种精神的特定样式会在作为一般智慧的哲学中得到高度凝练和集中反映。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在所谓“轴心时代”便确立起它们的哲学。轴心时代距今约2500年，那时在中国是老子和孔子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这些不同的哲学反映着不同民族的基本生活态度、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以及知识的基本取向等等。它们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强有力的标记起着初始的定向作用，并在历史性的实践中作为鲜明的本质特征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起源于人民生活的哲学，作为一般的智慧或思想类型，以某种集中并且深入的方式反映人民生活的基本取向，表现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样式。根据这样一种涵义，当今的哲学研究领域应包括文明史中的哲学比较、民族精神的类型学，以及哲学史研究等等。
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轨道，形而上学成为哲学的本质、纲领、原则。形而上学有两个支柱：第一，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分离和对立，意味着超感性世界（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物理世界）的分离和对立；第二，真理属于超感性世界即形而上世界，而不属于感性世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始终是以形而上学为基本方向的，或者说就是形而上学。所以海德格尔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
中国哲学与此不同：它不是由形而上学来定向的，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不懂或不能把握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哲学深深懂得这一根本差别，但在中国哲学中，“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形而上者（道体）与形而下者（器用）是统一的。这一点构成了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在关于道（形而上者）在何处的问题上，一个西方哲学家会说，道在超感性世界，在理念世界；而一个中国哲学家则会说，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既然“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就不存在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真正分野，也就不存在前者相对于后者在真理性上的优越性。由此我们便可从根基上理解，为什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入世又出世（冯友兰语），为什么中国哲学既内在又超越（牟宗三语）。中国哲学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不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之内。只要清晰地把握形而上学的基本取向，就不会滥用或眩迷于“形而上学”这个术语，中西哲学的种种差异也就易于辨明了。自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以来，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性质已被较为充分地揭示出来，从而为新形态的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包括脱离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由此定向的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的研究等等。
作为批判方法的哲学
哲学中的批判方法首先是在现代形而上学中成长起来的。就其原初涵义而言，“批判”是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例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因此，康德的批判哲学主要致力于探究人类知识的先验前提，为人类的知识划定界限。
康德以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大大地发展了。我们可以从批判的基本涵义来考察一下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经济学家从两个人——“猎人”和“渔夫”（即两个自然和原始状态的人）概括出等价交换的规律时，马克思批驳道：你们说错了，那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马克思说得没错，自然和原始状态的人不是这样打交道的，等价交换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前提是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批判还表明：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理论表现，而具有一定历史前提的现代经济生活（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有其历史的界限。在这种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的批判工作中，历史性原则得到了集中体现。
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要求深入“现实”中去，不仅反对非历史的观点，而且反对主观思想。主观思想突出地表现为“外部反思”：它知道一般原则，但从来不深入到现实内容中去。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非常坚定地反对外部反思，都要求通过批判的方法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二者的区别在于：黑格尔把“现实”最终引导到神秘的“绝对精神”中，而马克思将其本质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海德格尔晚年曾这样评论道：现今的哲学只知道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完全不理解我们时代的双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继承和发展作为批判方法的哲学，要求哲学研究继续以批判的方式把握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哲学的时代使命
了解了哲学的各种历史形态，我们便可进一步谈论哲学的时代使命了。当代中国最重大、最深刻的课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哲学的时代使命必然在总体上从属于这一事业，其根本发展方向也是由这一事业决定的。深入理解这条复兴之路，不仅需要知性科学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批判地深入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所谓现实，如黑格尔所说，不是单纯的实存（事实），而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正像任何一个事物有其历史的前提和界限一样，任何一种知性科学的理论或观点，无论多么先进，都必然有其理论前提和界限。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它们的前提与界限，并将其同社会生活本身的前提与界限形成对照时，才能对这些理论或观点加以批判性的运用。哲学的时代使命就在于倡导批判性的思想。只有在这种批判性的思想中，生活的本质内容才可能被触及，社会现实才可能被揭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包含着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我们的现代化是在一个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展开的，所以不仅需要向西方学习借鉴，还需要立足自身实践开辟出一条独特道路。这意味着不同文化（其核心即是不同的哲学类型）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意味着对传统的修正和对外来思想的扬弃。文化结合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最坚决的“自我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时代使命就是哺育和守护这种自我主张，并将其以民族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后，哲学的时代使命还在于自觉参与到民族整体文化的重建中去。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要求思想上的拓展深化和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哲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一般地构成了文化精神的核心，而且在于它能够主动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我国的历史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这就意味着文化重建没有现成的范例可循。越是在对文化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进行整合的时候，越需要哲学的积极作为。哲学应自觉担负起“守护思想、引领时代”的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实现繁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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