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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舆论最热的话题要数假日改革了，这次中秋和国庆堪称“史上最折腾的放假”，使假日办成为被吐槽的焦点。看来民众的意见有关部门是听进去了，假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放调查表以听取民众对放假安排的意见。几天内，相关部门就收到了数百万条建议，也出现了好几个关于如何放假的民间版本，比如白岩松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孟非建议设春夏秋冬四长假，网友呼吁延长春节假期。
虽然这一次关于假日改革的讨论是由“乱挪周末拼凑黄金周打乱生活节奏”引起，但看得出来，公众最大意见并不是反对“乱挪”和“拼凑”，更不是反对“黄金周”，而是觉得假期太少，不得不以“朝三暮四”的方式挪东补西营造长假的错觉。
公众的建议一言以蔽之：假日改革需要的是增量改革，实实在在地多放几天假、多几个长假，而不是“朝三暮四”的存量改革，把既有的几个假日倒腾来倒腾去凑长假。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在提高国民休假福利上有所作为，即“多放几天假”。
有一种观点认为，假日的天数应该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挂钩。比如，一直力挺取消黄金周的清华教授蔡继明就认为：节假日毕竟是奢侈品，多放一天假，少干一天活，创造的财富也会相应减少。西方国家法定假日不会多过我们10天，但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人家的1/20。法定假日总量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可能随意增加。
这是一种牵强的挂钩，我们喜欢谈“国际惯例”，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可一个政策对老百姓有利时，有人就喜欢找出各种理由，论证复杂性之下的“特殊国情”。多放一天假，就少干一天活儿，就少创造财富——这不是健康的思维，充斥着土财主的算计和无良老板的斤斤计较。政府在看待国民的休假福利时，不能有这种“坏老板思维”，而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在国家的格局下思考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政绩上去GDP崇拜，也要在休假问题上摆脱对GDP的依赖，理性地看待休假与创富间的融合关系，而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休假不是对工作时间的挤占，而是一种必要的投入，“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工业化教条不能作为排斥国民休假的借口。
人不是机器，工作时间越多就能创造出越多的创富。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需求的生命体，他的创富能力和工作效率都受到身体和精神的限制，无法寄望一个身体累垮的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也无法寄望一个对工作充满厌倦的人，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英国路透社曾报道过一项“全球缺勤调查”，这个调查显示，中国和印度的员工可能是全世界最擅长谎称生病以逃避上班的员工。当被问及是否经常没生病却打电话请病假时，在中国受访者中，有71%的人表示曾经装病请假，印度则以62%排名第二。墨西哥和法国比例最少，分别为38%和16%。
有趣的是，这份“擅长谎称生病以逃避上班”的排名与各国假期长短基本呈反比，似乎假期越少的国家，员工越擅长装病逃避上班，而中国的假期是排在最后面的。这种相关性所隐含的问题是：假期越少，员工不得不通过装病的方式获得补偿。
正如一个人的发展不能建立在过劳的基础上一样，一个国家也如是。国家不能以那种“无良老板的算计思维”来看待国民休假，而要看到休假的权利属性。不要被老板们绑架，老板当然希望员工多干活少放假，而政府不能；不要被商业利益和旅游利润所绑架，当下那种拆东补西的假日拼凑和别扭的折腾，主要迎合的是商人的偏好。增加假日老板们不愿意，不放长假难以形成消费热，所以，如今的假日安排，主要是在老板利益和商人利益间寻求平衡。假日改革需要摆脱这两方面的绑架，而回归对国民休假权的尊重，放假不是为了“经济”，不是为了“黄金”，不是看老板的“脸色”，而是回归人的权利。
将假期的长短与人均GDP多少绑架起来，纯粹是生拉硬扯、伪装科学的数字游戏，多放几天假，不会影响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中国的假期在1999年实行黄金周制度后，已经10几年没有实质性增加了，多少年来的改革一直是拼凑既有假期。假日改革需要实在地增加假期，而不是靠拼凑营造改革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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