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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与洪升创作的《长生殿》被誉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也是中国昆曲鼎盛期最后的两座巅峰。
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字聘之，号东塘，孔子六十四代孙。生于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少有匡时济世之志。康熙帝南巡江南，路过山东，到曲阜祭孔，37岁的孔尚任被举荐为御前讲经，受到赏识，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在京两年后，他奉命出使淮扬，参入疏治黄河海口工程，历时4年。4年间足迹遍及扬州、南京等南明王朝的驻跸地，看到了民间疾苦，目睹了官场黑暗。返京后，他历时十余年，完成了《桃花扇》这部不朽名著。300余年来，《桃花扇》始终作为昆曲的保留剧目传承至今，并被改编为话剧、电影搬上舞台和银幕。作为一部古典名著，它所蕴含的深邃的思想力度、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生动的艺术表达，至今仍闪耀着经典的光辉。
其一，深沉的家国情怀。《桃花扇》是描述南明王朝兴亡的一部历史悲剧。身为孔门子孙的孔尚任，目睹明清易代之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他虽被清廷笼络，却志不得伸，深为明王朝的覆灭而惋惜、痛心。他以艺术的曲笔探寻悲剧的成因，以醒后人。剧中一曲“哀江南”倾诉着作家深沉痛切的家国情怀：“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其二，虚实相生、史戏浑一的创作理念。《桃花扇》是一部严谨的历史正剧，写的就是刚刚发生不久的国家社稷情状，亦可视为彼时的现代剧。作家遵循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剧中的主要人物、事件皆本诸史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回肠荡气的历史画卷，给今人以真实的历史认知和启迪。然而，戏剧艺术不是史料的堆积，要集中、提炼、编织生动的故事情节、戏剧场面，要描画人物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就必须发挥作家的想象力，进行剪裁、加工和虚构，准确地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桃花扇》中的某些关节，如史可法的“沉江”、侯朝宗与李香君一同“出家”及李香君的“骂筵”等，显然是作家根据戏剧情景与人物性格的需要而加以想象的。《桃花扇》的典范意义在于做到了虚实相生，史与戏浑然一体，真实可信，引人入胜。
其三，人物性格的多重叙说。《桃花扇》围绕李香君与侯朝宗的爱情主线状写了众多人物，有名有姓的就有二三十个，呈现一幅驳杂的社会断面。这些人物有的浓墨重彩，有的稍加点染，但各有不同的面貌神态，各自“面目精神，跳跃纸上，勃勃欲生”。其手法，一是同类人物的对比，如同为妓女的李香君与李贞丽，同为文人的侯朝宗、陈定生、吴次尾，同为将帅的史可法、左良玉……各有不同的音容笑貌、待人处世。二是不将人物单一化、脸谱化，而是多层面地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剧中既浓墨重彩地赞颂了李香君的忠于爱情、忠奸分明，也写了她对国家大势的朦胧；既写了侯朝宗不与马士英、阮大铖奸党同流合污，也写了他的犹豫彷徨；既写了史可法的忠烈，也写了他对奸党的忍让；既写了杨龙友游走于忠奸两党之间，左右逢源，也写了他的尴尬和无奈……写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本真人性、先天秉性，写出了活跃于社会的“真的人”的鲜明性格。
其四，精巧缜密的戏剧结构。《桃花扇》通过李侯的聚散哀乐这条主线，将关乎南明王朝兴亡的朝野上下的芸芸众生，缜密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有主有次，有详有略，描画出一幅生动的社会图卷。而李侯的爱情又通过一把具象的点染着一朵艳丽桃花的扇子贯穿始终，由第五出的“赠扇题诗”始，到第二十二出的“血溅诗扇”、第二十三出的“寄扇”，直到最后第三十九出的“撕扇”，细针密线，环环相扣，将扇子主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五，选材与宾白歌词的雅俗共赏。戏剧是观众的艺术，观众有的喜俗，有的赏雅，作品亦是，而雅俗共赏是最高的审美层次。《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赢得了最广泛社会人群的青睐。而剧作的叙说，人物的语言既是个性化的，又是生活化的，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语言表达。歌词诗化，按腔合律，虽有不少用典，但表叙浅显易懂。如此，文人学士可从用典中领略深邃的历史意蕴，而普通观众也能明了大意。因之，300多年来，古今观众对《桃花扇》钟情不减，百听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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