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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浙江律师吴有水等14人希望公布全国31省份社会抚养费收支预算信息的要求，国家审计署9月2日在其管网发文称：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度不够，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以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对于审计署的这个态度，笔者认为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需要批评的一面。社会扶养费来自于对超生者的处罚，且数额巨大，作为公共资金的“看护者”，审计署居然“未组织过全面审计”，这实在说不过去，严格地讲是一种失职；不过，审计署对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坦陈实情，这个诚实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步，我相信随着公民和媒体的进一步追问，审计署应该会启动全面的专项审计。
现在的问题是，在审计署那里是一笔“糊涂账”的社会扶养费，到底糊涂在哪些方面？我们稍作分析，兴许或窥见这笔糊涂账背后的一些端倪和真相。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的规定，违反规定生育的，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扶养费，而缴费的标准则由各省区市的地方法规规定。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各地对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包括符合生育条件但未办理生育证的，以及不符合生育条件而生育的(俗称超生)，都规定了征收社会扶养费的标准，这些标准每个省不完全一致但大体类似，比如，对于超生一个孩子的，辽宁规定按照夫妻所在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0倍征收；湖南规定按照超生夫妻双方的上年度人均纯收入的2～6倍征收(亦即一个人的4～12倍征收)；内蒙古规定按照夫妻双方收入的2～5倍征收。
笔者不止一次和多地的乡镇干部交流过，在湖南的农村地区，超生一个通常实际征收2～5万元，在内蒙，通常实际征收1～3万元，在北京，则超过8万元。湖南某乡镇的书记告诉我，全年下来，该镇大约能征收150万元，好的年份可达到200万元。按照湖南的行政区划数目计算，该省每年大约征收25亿元左右，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我估计全国每年征收社会扶养费约为350～500亿元(该数目属于经验性推测，没有实际统计依据，如不够准确，欢迎权威部门分省市区公布实际数字，但本人谢绝以此为由定“寻衅滋事罪”)。
按照立法的原意和目的，社会扶养费的性质，本意是对于那些未按计划出生的人口，占用了社会资源，因此需要补交社会扶养费，那么，这笔费用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白了，应当用于公民的生活和抚养，比如养老支出、人口服务、资源补偿，等等。但实际情况是，至少在部分省区市，社会扶养费已经成为乡镇级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财源”，因为乡镇政府的人头经费都是财政预先确定，工资直接打到卡里，而乡镇没有税收权，现在也无法向农民收取费用，该级政府的其他开支，包括公款吃喝、干部奖金、各类补贴等，大多在社会扶养费中列支。所以说白了，对于很多乡镇政府而言，社会扶养费的最终用途，不是抚养民众，而是“抚养基层干部”。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税收、财政资金，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盯得紧，监督严，对于其他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审计也把关较多。唯独对于这笔社会扶养费，政府系统内部都明白其性质，知道它是很多乡镇政府的唯一额外财源，所以睁只眼闭只眼，懒得去较真。事实上，如果真的对这笔钱的用途和使用详细情况认真审计，我敢打赌问题一定最多。
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扶养费，无论其实际用途还是实际数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糊涂账，关键问题还在于政府是不是较真，是不是原意揭开这个锅盖。笔者希望，既然社会扶养费的立法目的是提高社会抚养能力，平衡社会资源的占比，那么，还是应该让这笔钱用于它应该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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